第八节
　　希伊斯和金珍发明数学棋是1949年春节前的事，春节后不久，就是在省城C市迎来解放的前不久，希伊斯接到美国《数学理论》杂志的邀请，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一个数学学术活动。考虑到与会者路途上的便利，会议组织者在香港设有联络站，所有亚洲方向的与会者都先在香港集中，然后搭乘飞机往返。所以，希伊斯这次西行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个多月，以致返校时人们都不大相信他去了大洋彼岸。不过，证明他去了的东西是很多的，比如家乡波兰、奥地利以及美国一些院校和研究机构邀请他去供职的书函，再如与冯·诺伊曼、夏普利、库恩等著名数学家的合影照片，还有，他还带回来了当年美国普特南数学竞赛试题。

　　【容先生访谈实录】
　　普特南是个数学家的名字，全名叫威廉·洛威尔·普特南，出生在美国，在数学界有高斯第二的美誉。1921年，美国数学委员会会同各大学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活动，在各大院校和数学界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也是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发现数学人才的重要途径。竞赛是专为本科生设的，但试题的难度似乎是为数学家设的。据说，尽管每年大多数参赛者都是各院校数学系的优异生，但由于试题无法想像的难，多年来参赛者得分的平均分数仍然接近于零。每年竞赛前30名优胜者，一般均可被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录取，像哈佛大学，每年都许诺前三名优胜者只要选择哈佛，就可以获得全校最高奖学金。那一年竞赛共有15道试题，总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45分钟，揭榜最高分是76.5分，前十名的平均分为37.44分。
　　希伊斯所以带普特南数学竞赛试题回来，想的就是要考测一下珍弟。也只有珍弟，其他的人，包括有些老师，他觉得考他们无非是给他们难堪而已，所以还是不要考的好。在考珍弟之前，他先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45分钟，考了一遍，然后又自己给自己阅卷、评分。他觉得自己得分不会超出最高分，因为他只做了八道题，最后一题还没做完。当然，如果时间许可的话，这些题他基本上都可以对付得了，问题就是时间。普特南数学竞赛的宗旨就是十分突出地强调了两点：
　　一、数学是科学中的科学；
　　二、数学是时间中的科学。
　　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兼实业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过：在所有科学中，时间是真正的难题；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内，所有的人将发现世上所有的秘密。有人说，第一枚原子弹的及时问世，就是最好地解决了当时全世界人都面临的如何尽快结束二次大战的巨大难题。设想一下，如果让希特勒率先拥有原子弹，人类将面临——再次面临——多大的难题？
　　珍弟在规定的45分钟内做完六道题，其中一道证明题，希伊斯认为他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没给分。最后一题是推理题，当时只剩下一分半钟，根本没时间去推理，所以他没有动笔，只是沉思着，但在临终的几秒前，他居然给出了正确的结果。这有点荒唐，也再次说明珍弟一贯有的超常的直觉能力。这题的评分尺度是灵活的，可以给满分，也可以少给分，多或少全凭老师对学生平时的德智印象决定，但最少不能低于2.5分，希伊斯最后就是苛刻地只给他2.5分。但就这样珍弟最后的得分是42.5分，仍然高过当年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前10名优胜者37.44分的平均分。
　　这就是说，珍弟要是参赛肯定将跻身前10名之列，然后等待他的将是名牌学府，高等奖学金，还有在数学界最初的声誉。但是你没有参赛，倘若又把这成绩拿给人看，回复他的也许只有无情的嘲笑。因为没人会相信，一个还没念完大一的中国小子能博得如此高分，如此高分意味的无非就是欺骗。没人相信的欺骗。愚蠢的欺骗。即使希伊斯，在这个成绩面前，也冥冥地生出一种被欺骗的幻觉，当然只是幻觉而已。换句话说，只有希伊斯才相信这个成绩无可置疑的真实性，所以也只有希伊斯，把这件本来是游戏的事情当做了一个真实故事的开始——（未完待续）
　　希伊斯首先找到小黎黎，把金珍模拟参加普特南数学竞赛的事情详细说了，然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深思熟虑后的意见。
　　希伊斯说：“我可以负责地说，金珍今天是我们N大学数学系最拔尖的学生，明天也会成为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这样世界著名大学数学系的尖子生，所以我建议他去留学，哈佛，麻省理工，都可以。”
　　小黎黎一时无语。
　　希伊斯又说：“相信他，给他一个机会吧。”
　　小黎黎摇头：“恐怕不行。”
　　“为什么？”希伊斯睁圆了眼。
　　“没钱。”小黎黎干脆地说。
　　“至多一个学期，”希伊斯说，“我相信他第二学期就可以得到奖学金的。”
　　“别说一学期，”小黎黎苦笑道，“家里现在恐怕连路资都凑不齐。”
　　希伊斯沮丧地走了。
　　希伊斯的沮丧一半是由于心想事不成，另一半是因为心有疑虑。可以说，在关于金珍的教学方案上，两个人还从没有达成过一致，他不知小黎黎这么说是真话，或仅仅是不同意见的托辞。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难以相信，家大业大的容家会有经济上的困难。
　　然而，这确系实情。希伊斯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容家在铜镇本已败落的财产，又经历了时代新生的洗心革面，所剩的无非是小半个破旧的院落、几栋空房子而已。在省城仅有的一个商馆，就在几天前，当小黎黎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应邀出席C市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时，就在典礼上，他主动捐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以表示他对新生政府的拥戴。选择在典礼上捐献似有取宠之嫌，其实不然，一方面这是有关方面安排的，另一方面他也想由此号召全体有识之士加入拥戴人民政府的行列。可以肯定地说，容家人素有的爱国热忱，在小黎黎身上，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发扬光大的，而他之所以对人民政府如此忠诚，以至于倾囊相助，当中既有他宏观的认识在起作用，也与他个人（微观）在国民政府手头所受的不公有关。总之，容家祖传下来的家产，在老小黎黎两代人手中，捐的捐，烂的烂，毁的毁，分的分，至今已所剩无几。至于他个人的积蓄，在那场挽留女儿生命的鏖战中已耗尽，而这几年的薪水日渐菲薄，几乎都这样那样的开销掉了。现在金珍要去留学，小黎黎心里是没有一点不赞成的，只是行动上爱莫能助而已。
　　这一点，希伊斯后来也深信不疑。这个后来指的就是一个多月后，希伊斯收到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卡特博士寄来的信，表示同意金珍去他们学校奖学就读，并邮来110美金作为出发的路资。这件事希伊斯完全是靠个人的热情和魅力促成的，他亲自给卡特博士写了一封3000字的信，现在这3000字变成了金珍免费入学斯坦福的通行证和车船票。当消息送到小黎黎面前时，希伊斯高兴地注意到，老人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这时候，金珍入学斯坦福已是指日可待，他准备在N大学度完最后一个暑假，然后就出发。然而，就在暑假的最后几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病把他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容先生访谈实录】
　　是肾炎！
　　这场病几乎把珍弟害死！
　　在他发病之初，医生就下达了口头死亡通知书，说他至多还能活半年。在这半年里，死亡确实日夜陪伴着他，我们眼看着一个奇瘦之人噌噌噌地长成了个大胖子，然而体重却没有增加，只在减少。
　　是虚胖！肾炎把珍弟的身体当做了块发糕，不停地发酵，不停地膨胀，有一段时间珍弟的身体比棉花还要蓬松又轻软，似乎手指头一戳就要破的。医生说珍弟没死是个奇迹，但其实跟死过一回没什么两样，将近两年时间，医院成了他家，食盐成了他的毒药，死亡成了他的学业，去斯坦福的路资成了他医药费的一部分，而斯坦福的奖学金、文凭、学位、前途早成了他遥远又遥远的梦。这件由希伊斯努力促成的、本来将改变他命运的大好事，现在看只有两个实在的意义：一是为我们家日益羞涩的囊中增加或者减少了110美金的开支；二是替希伊斯平静了人们包括我对他的不良猜测。
　　无疑，希伊斯用行动证明了他的清白，也证明了他对珍弟的爱的赤诚。谁都想得到，如果说希伊斯确实在利用珍弟为自己干活，那他绝不可能会将他折腾去斯坦福的。世界没有秘密，时间会告诉你所有秘密，希伊斯的秘密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又肯定地洞见了珍弟罕见的数学天分。也许他从珍弟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他爱他，就像在爱自己的过去一样无私，一样赤诚，一样认真。
　　顺便提一下，如果说希伊斯对珍弟确有什么不公的话，那是后来的事，是关于数学棋的事。这棋后来在欧洲包括美国的数学界影响很大，成了很多数学家风靡的游戏，但棋名已不叫数学棋，而是以希伊斯名字命名的，叫希伊斯棋。我后来在不少文章中看到人们对希伊斯棋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有人甚至把它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冯·诺伊曼创建的博弈论相提并论，认为诺伊曼的零和二人博弈理论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发现，希伊斯棋是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两大发现都没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但理论上的价值是至高的。有人肯定地指出，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希伊斯曾经是数学界的骄傲，但自从到N大学后，他对数学界几乎没什么可称道的贡献，希伊斯棋是他惟一的建树，也是他后来大半辈子惟一迷人的光彩。
　　然而，我说过的，希伊斯棋最早叫数学棋，是希伊斯和珍弟两个人的发明，珍弟至少有10%的发明权。但希伊斯通过对它改名换姓，把珍弟的这部分权利处理了，剥削了，占为己有了。这可以说是希伊斯对珍弟的不公，也可以说是希伊斯对珍弟曾经赤诚相爱而索取的回报

第九节
　　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从昨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开始倾盆而下，然后就一直下个不停，豆大的雨点落在瓦砾上，发出时而啪啪啪、时而哒哒哒的声音，感觉是房子在急雨中像条百脚虫一样地在夺命狂奔。声音变化是因为风的原因，风起时就变得啪啪啪的，同时还有窗棂即将散架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小黎黎一夜都没睡好，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让他感到头痛，眼睛也酸涩得发胀，他一边黑暗地听着不休的雨声和风声，一边明白地想到，房子和自己都已经老了。天快亮时，他睡着了，不过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么吵醒的。老夫人说是汽车的声音。
　　“汽车好像在楼下停了一会，”老夫人说，“但很快又走了。”
　　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着的，但小黎黎还是又躺了一会，直到天明亮时才像一个老人一样起了床，摸摸索索地，动作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像一个影子。起床后，他连卫生间都没去一下，径自往楼下走去。老夫人问他下楼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冥冥地往下走，到了楼下又莫名地去开门。门有两扇，一扇是往里开的，另一扇是纱门，朝外开的。但纱门似乎被门外的什么抵挡，只能开个一小半，30°角吧。已经入夏，纱门已经开始用，所以纱门上已经挂了一块布帘子，高度刚好是挡人视线的。老人看不到是什么抵住了门，只好侧起身子从门缝里踅出去，看见是两只大纸箱几乎把门厅都占了，里面的一只抵住了门，外面的一只已经被风雨淋湿了。老人想把外边那只挪个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纹丝不动的，感觉比块磐石还要稳重，便又踅进屋，找了块油布来把它盖了。完了，他才发现里边那只箱子顶上压着一封信，用平时他们用来顶门的青石条压着。
　　老人取了信看，是希伊斯留下的。
　　希伊斯这样写道：
　　亲爱的校长先生：
　　我走了，不想惊动任何人，所以留言作别，请谅。
　　主要是关于金珍的有些想法，有点不说不快的，就说了吧。首先是祝愿他早日康复，其次我希望您能对他的未来作出正确的安排，以便让我们（人类）能充分领略并享用他的天才。
　　坦率说，以金珍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但这样也有问题。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也许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而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有人会推着你走，还会给你各种世俗的诱惑和满足；坏处是等你大功告成后，你无法以个人的意愿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于世，也可能留祸于世，是祸是福，你无法寄望，只能冷眼旁观。据说奥本海默现在很后悔当初发明了原子弹，想封存他的发明，如果发明的技术可以像他的塑像一样一次性销毁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一次性销毁掉的。但可能吗？封存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您决定让他在应用科学领域里一试的话，我倒有个课题，就是探寻人脑内部结构的奥秘。洞悉了这个奥秘，我们就可能（可以）研制出人脑，进而研制出崭新的人，无血肉的人。现在科学已经把我们人身上的很多器官都制造了，眼睛，鼻子，耳朵，甚至连翅膀都制造了，那么造个人脑又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就是人脑的再造，是人脑的一部分，神机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制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会离我们太远了。然后您想一下，如果我们一旦拥有无血肉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其应用性将会有多么广泛而深刻！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对战争的印象已经是够深的，不到半个世纪便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我有种预感（已有一定证据证明），我们还将再目睹一次——多么不幸！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它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隆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比如……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所以，我想，如果科学能造出人造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无血肉之人，让他们来替代我们去干这些非人之事（满足我们变态的欲望），想必人类是没谁会反对的。就是说，这门科学一旦问世，其应用价值将是无限巨大又深远的。然而，现在第一步必须把人脑的奥秘解破了，惟有如此，造人造大脑，进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开。我曾决计用我尚有的半辈子来赌一赌解破人脑奥秘科学，殊不知，赌局刚摆开就不得不放弃。为什么放弃这是我的秘密，总的说我不是由于困难和害怕放弃的，而是出于族人（犹太人）的殷切愿望。不用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的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如果您对此有尝试的兴趣，这就是我说这么多的目的了。
　　然而，我要提醒您，没有金珍，你成功不了的。我是说，如果金珍无法逃脱死于顽症的下场，您也就死了心别去碰它了，因为这不是您的年龄碰得起的。而有了金珍，也许您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奥秘——人脑的奥秘。相信我，金珍着实是人中解此奥秘的最理想人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是上帝约定的。我们时常说，梦是人精神中最神秘难测的一部分，而他在幼年就与它朝夕相处，日积月累了一套精湛的解梦之术。换句话说，他从醒事之时起，就开始在为解破人脑奥秘的事情作无意识的准备了。他是为此而生而长的！
　　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珍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想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珍这么做，那么就把它们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也算是我在贵校驻足12年的见证和纪念。
　　祝金珍早日康复！
　　林·希伊斯于诀别前夕
　　小黎黎是坐在纸箱上一口气阅完全信的，风拂动着信笺，被风吹歪的雨丝间或地落在信笺上，像是暗示风雨也在偷窥此信。不知是夜里没休息好的缘故，还是信中的内容触动了他内心惊愕的一隅，老人阅罢信许久没有动静，只是端坐着，目光痴迷地散落在空虚中。过了好久，他才醒悟过来，然后对着漫漫的风雨突兀地道了一句：
　　希伊斯，你好走，一路平安啊——
　　【容先生访谈实录】
　　希伊斯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
　　都知道，希伊斯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面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道堆满了他的书桌案台。但我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也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入中国国籍（未遂）。据说这跟希伊斯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万贯家产，在当地是个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这门洋亲，他是一百个的不同意，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了很多苛刻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乡绅并非开明人士，大概是属于那种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的鼠头之辈。这样的人当乡绅不免要行恶积下冤愤，加上日伪政府期间他还在县政府担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
　　行刑前，希伊斯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父亲和我，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希伊斯的心，但我们也没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了，当时的情况不是一两个呼吁或什么行动可以改变得了的，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
　　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他。
　　就是说，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确实如此，像他这样有民愤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这是时势和国情，没人能改变的。希伊斯不了解这些，他太幼稚了，我们没办法，只有伤害他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希伊斯最后居然通过X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着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当时X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据说，X国曾为此专门派出外交官员亲临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可以说，事情最后果真是惊动了毛主席——有人说是周恩来，反正肯定是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真正是不可思议啊！
　　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希伊斯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X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感觉是该死的老乡绅成了他们X国的国宝似的。当然，老乡绅对X国来说什么也不是，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希伊斯之愿，X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那么，问题是X国为什么要对希伊斯这么好？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世界著名数学家？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很特别的因素，至于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得而知。
　　救出老岳父后，希伊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X国——（未完待续）
　　希伊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容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她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做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是老了一些，一个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冒昧地问两位：
　　“你们谁是病人母亲？”
　　容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
　　“我——！”
　　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道，病人的病情现在已基本得到控制，但要彻底痊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里你要把他当虾一样地养，像十月怀胎一样地伺候，否则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
　　从医生一项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
　　1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
　　2夜里要定时唤他起来小便；
　　3每天要定时定量给他吃药，包括打针。
　　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条条记了，又一遍遍看了，反复地问清楚了。回了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珍夜里起来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后，金珍继续睡他的觉，老夫人则要为他准备一日五餐的第一餐了。虽然烧饭本是她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没信心的事，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餐饮事宜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是把她折腾苦了。从理论上说，金珍这个时候对盐复杂而精到的要求，就是他神秘而真实的生命线，多可能功亏一篑，少又不利于他早日康复。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
　　当然，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对盐的需要量像粮食一样是秤斤论两计的，那么问题也不是太难解决，似乎只要有一把精确的秤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显然没有这么好解决，老夫人找不到一个现存又明确的标准，似乎只有靠自己用耐心和爱心来摸索，最后老夫人带着做好的几道咸淡不一的菜走进了医院，请主持医生一一尝试。在此之前，她事实上把每一套菜的用盐量都以粒为单位记录在纸上，然后在医生明确肯定某一道菜的基础标准上，她一天五次地戴着慈祥的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得晃眼的盐粒当做药片一样，一粒粒地数着往金珍的生命里投放。
　　小心翼翼地投放。
　　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地投放。
　　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远在养虾之上，也不在怀胎之下。有时候，她会在连续辛劳的间隙里，下意识地掏出金珍写下的血书看看——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无意间发现它后，不知为什么就将它没收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份书写时间不详的血书成了老少两人的秘密，也成了两颗心紧密相连的某种明证和暗示。每次，老夫人看过它以后，就会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而也更加激励她继续不停地往下做。这似乎注定金珍必将迎来康复的一日。
　　翌年春节过后，金珍出现在久违的课堂上。  

第十节
　　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下来。
　　在金珍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希伊斯曾跟小黎黎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X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信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珍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黎在信中问起的有关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黎收到一封希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希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希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惟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
　　所以，在假设金珍已经病愈的情况下（事实也差不多），他希望这边尽快把金珍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珍都应该出去深造，并劝小黎黎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珍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黎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珍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
　　“总之，”他写道，“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所以那么热衷金珍去美国留学，想的就是那里是人类科学的温床，他去了，会如虎添翼的。”
　　最后，他这样写道：
　　我曾经说过，金珍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缪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小黎黎是在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里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高唱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的时代金曲，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标语样的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N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C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容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容家第八代传人容小来——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岁月，虽说他并非专营荣耀之辈，似乎也没有忘我地陶醉在其中，但面对这份失散已久的荣耀，他内心本能保持着足够珍惜的心理，只是过度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常常让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珍惜而已。
　　小黎黎最后没给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激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希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
　　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势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
　　小黎黎说：“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
　　小黎黎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
　　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
　　“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
　　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N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誊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容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容先生访谈实录】
　　珍弟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原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珍弟成绩很好，但毕竟已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教科书，担心我变成它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有意思吧，简直有点狂是不？
　　其实，以前珍弟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不过，真正改变他的是书籍，大量的课外书籍。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和父亲的藏书都看了，少说是都摸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看书的，一度还有人喊他叫闻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看书快是和看书多联系在一起的，看的多了，见多识广了，也就快了。再说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简直没兴趣，所以经常逃课，连我的课都敢逃。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达200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时，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希伊斯留下的两箱书，说：
　　“这不是教科书，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后没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做毕业论文的事。这时，系里几位教珍弟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珍弟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原来珍弟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字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伟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伟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笼罩上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珍弟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
　　然而，父亲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珍弟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珍弟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珍弟论文的指导教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
　　珍弟确定的选题是：《常数π之清晰与模糊的界线》，已完全不是本科学业内的选题，也许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还差不多。毫无疑问，他这是从阁楼上的那些书里找来的选题——（未完待续）
　　论文第一稿出来后，小黎黎的热情更加高涨，他完全被金珍敏锐、漂亮而且符合逻辑的思维迷住了，只是有些证明他觉得过于复杂，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删繁就简，把有些无须证明的证明删了，对有些初级因而不免显得繁复的证明，尽量改用比较高级又直接的证明手段，那已经远远不是本科学业范围内的知识了。论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两万多，几经修改后，定稿时为一万多字，后来发表在《人民数学》杂志上，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似乎没人相信这是金珍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经过几次修改后，论文的档次再三被拔高，于是就越来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而更像一篇闪烁着创立精神的学术论文。
　　总的说，金珍论文的优点和缺点都显得很明显，优点是它从圆周率出发，巧妙地应用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将人造大脑必将面临的困难和结症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述，感觉是有点把看不见的风抓住似的奇妙；缺点是文章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圆周率为一个常数，所有惊人的猜想和求证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难免有空中楼阁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要让楼阁落地，承认文章的学术价值，首先必须你坚信圆周率是一个常数。关于圆周率的常数问题，虽然早有科学家提出过，但迄今尚未有人证明它。现在数学界至少有一半人坚信圆周率是个常数，但在确凿的证明或证据尚未拥有的情况下，相信也只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顿在发现树上的苹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地球有引力一样。
　　当然，如果你怀疑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么金珍的文章可以说一文不值，因为这是它建筑的地基。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你也许会惊叹他竟在如此蛮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厦，感觉是用铁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脑在数学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圆周率，是一个具有无穷小数的、深不见底的数字。在此基础上，他通过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较好地阐述了关于研制人造大脑的结症——人大脑拥有的模糊意识。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无法全知，也就是无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现有程式下，人脑难有彻底再造的乐观前程，只能是尽量接近而已。
　　应该说，学术界持相似观点的不乏其人，包括现在。可以说，他的结论并不新奇，他的诱人之处在于，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字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明，他寻求的意义也就是想对人们证实这一说法，只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经证实的。
　　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谁证明圆周率确凿是个常数，那他的意义才能凸现出来。但这一天至今还没有到来，所以，严格地讲，他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意义就是向人们展示了他个人的才情和胆识。但是由于小黎黎的关系，外人对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个人独立完成都难以相信，更不要说相信他什么才识了。所以，事实上，这篇文章并没有给金珍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改变他什么，倒是小黎黎因此改变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容先生访谈实录】
　　论文绝对是珍弟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珍弟提供过一些建议和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珍弟一个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伟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遗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伟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给论文画了一个化险的符，也等于给它签发了一本问世的通行证。
　　论文发表后不久，父亲上了一趟北京。没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没跟任何人说明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个多月后，上头的人带着三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走进Ｎ大学后，人们回过头来想，才觉得这一定是跟父亲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关的。三项决定是：
　　一、同意父亲辞去校长职务；
　　二、国家将拨专项资金，在N大学数学系设立电子计算机研究课题组；
　　三、课题组筹建工作由父亲负责。
　　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那么多人被父亲扒拉一番后，最后都没珍弟幸运。珍弟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事后证明也是惟一的研究人选——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我们容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
　　说实话，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的好，尤其是用人，避亲避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们容家本是Ｎ大学的祖宗，校园里容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两桌，爷爷（老黎黎）在世时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但到父亲手上，先是有职无权，即使有心也无力，等有职有权后似乎又变得无心无意了。父亲当校长几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地启用过一个容家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掉——像阅卷一样当错误×掉。更气人的是我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可以进Ｎ大学的，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Ｃ市，哪还有高得过大学的枝？结果落脚在一所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然而，在关于珍弟进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已往的十二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抛诸脑后，根本不顾忌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魔似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父亲，只有我知道，有一天，父亲把希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对我这样说：
　　“希伊斯给我留了这么个诱惑，但老实说真正开始诱惑我的还是看了金珍的毕业论文后，以前我总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决定要试一试了。年轻时我一直盼望自己做点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工作，现在开始也许是迟了，但金珍硬是让我鼓起了勇气。啊，希伊斯说得对，没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谁知道呢？这孩子，以前我总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现在我就彻底高估他一下吧。”——（未完待续）
　　事情就是这样的，用容先生的话说，他父亲本来就是为金珍去折腾来这个项目的，怎么可能让外人参与？容先生还说，金珍不但改变了他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改变了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温年轻时的梦想，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许意味着他把已经过去的大半辈子，沉浮于仕途的大半辈子，予以否认了。从学术开始，以仕途结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现在老人突然想治治自己的毛病呢，是悲是喜，看来只有让时间回答了。
　　在随后几年中，两人完全沉浸在课题研究中，跟外界的联系很少，有的只是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而已。从他们合作撰写的六篇发表在有关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中，人们多少知道他们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国内肯定是走到最前沿去了，在国际上似乎也没有落后。有两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国外三家相关刊物都作了隆重转载，无疑说明他们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当时美国《时代》杂志首席评论员伍顿·凯斯曾因此警告美国政府：下一代电子计算机将诞生在一个中国小子手上！金珍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体的热炒。
　　不过，这也许是危言耸听和媒体的坏习惯而已。因为，从那些走红的论文中，人们似乎也不难发现，在通往新一代电子计算机的道路上，他们遇到的困惑和困难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当然，这是正常的，毕竟搞人造电脑不像生个人脑，人类似乎只要让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恰到好处地睡上一觉，某个人脑就会像树一样长出来。而有的人脑降生后似乎并不比树木要聪明晓事多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傻瓜。从某种意义上说，搞人造电脑研发，就好比是要把天生的傻瓜蛋变成聪明人，这也许是世间最最困难的事情。既然这么困难，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是难免的，也是不奇怪的，如果因为有困惑和挫折而放弃努力，那才叫奇怪呢。所以，当后来小黎黎决定让金珍随人而走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
　　他说：“我们的研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继续下去，得失成败难以把握。我不想让一个有才有识的年轻人跟着我一个老头子作赌博性质的努力，断送掉应有的前程，还是让他去干些更切实可行的事情吧。”
　　这是1956年夏天的事。
　　这个夏天，校园里谈论最多的是那个带金珍走的人，人们都说他有点神秘，小黎黎关于为什么放走金珍的不令人置信的说法，似乎只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这个人是个瘸子。
　　这也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①   规范的表示应为：S=［（A1+AN）×N］/2
　　①   第一台计算机ENIAC于1946年研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