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转
第一节
　　这个人姓郑，因为是个瘸子，名字似乎成了他的奢侈品，像勋章或首饰一样的东西，只有在某些正规场合才登场，平时都是猫在档案袋里闲着的，或者是被郑瘸子替代着的。
　　郑瘸子！
　　郑瘸子！
　　喊得是响响亮亮的，说明郑瘸子没有把瘸当回事。进一步推敲，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郑瘸子瘸得很光彩，是他扛过枪、打过仗的象征；二个是郑瘸子其实瘸得并不厉害，只是左脚比右脚欠几公分而已，年轻时他几乎可以通过给跛足增加一个厚鞋跟来基本解决跛相，只是到50岁以后，才开始拄拐杖。我见他时他就拄着拐杖，暗红暗红的枣木雕花拐杖，给我的感觉更具一个老者的威严。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
　　那个夏天，1956年的夏天，郑瘸子才三十几岁，年富力强，秘密的鞋后跟正在发挥它神奇的、也是骗人的力量，把一个瘸子装备得跟常人相差无几。但是N大学的人靠着天佑几乎一开始就识破了他的诡计。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郑瘸子来到N大学的时候，刚好碰到学生们都在礼堂里听志愿军英雄作英勇事迹报告，校园里静静的，天气也很好，没有夏日灼热的阳光，风轻轻吹着，把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拂得窸窸        的响，响得校园里更显得安静。他好似被这份静和安吸引了，临时喊送他来的吉普车停下，吩咐司机三天后到学校招待所来接他，然后就下了车，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步起来。15年前，他曾在这里读过三年高中和一年大学，阔别后的重访，他既感到母校的变化，又感到昔日依旧，沉睡的记忆随着漫步从黑暗中走出来，像是用脚步走出来的。报告会散场时，他刚好行至礼堂前，成群的学生从礼堂里涌出来，像水一样铺开在路上，一转眼就把他前后左右地包裹，淹没。他尽量放慢脚步，免得人挤着他，毕竟他有三个鞋后跟，是经不起挤撞的。就这样，一拨拨学生如过江之鲫，冲上来，把他甩在后面，后面又有一拨拨涌上来，与他擦肩而过。他紧紧张张地走着，老是担心有人冲撞他，但年轻人的敏捷总是叫他有惊无险，即使眼看着要撞上他，也能在刹那间化险为夷。没有人回头或刮目地盯他，说明他靠鞋后跟校正的步态基本上做到了以假乱真。也许是鞋后跟给他的安慰吧，他突然变得有点喜欢这个队伍，男男女女的，风风火火的，叽叽喳喳的，像一股汹涌的激流，浩浩荡荡地裹携着他往前流，以致把他裹进15年前的某一天、某一刻。
　　行至操场上，密集的人流顿时像激流上了滩，散开了，他被挤撞的危险因之而解除。就这时，他突然觉得脖颈里像被什么啪地击打了几下，没等反应过来，人群里已经是一片“下雨了”、“下雨了”的叫声。起初只见喊叫声，人不见跑动，都在举目仰望。但是转眼间，随着一道威猛的霹雳，雨急促得像高压水枪喷射出来的，劈里啪啦地往下砸。顿时，人都如受惊的鸟兽四处逃散，有的往前跑，有的向后退，有的往办公楼里冲，有的朝自行车棚里钻，乱叫乱跑着，满操场一片沸腾。这时候的他，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跑要露出三个鞋后跟的秘密，不跑又要遭雨淋漓。他心里可能是想不跑了，枪林弹雨都经历过，还怕淋这雨水？不怕的。可他的脚明显是受了刺激，已经我行我素地跳动起来——这就是他的跑，一对跛足的跑，一跳一跳的，像某只脚板底上扎着一片或者几片玻璃碴子。
　　刚开始，大家都在夺命地跑，没有人注意他，后来人都跑进了四边的避雨处，而他似乎才越过操场的中心线。他本来就是想跑不跑的，又加上鞋后跟的拖累，手上还拎了行李，怎么能不落后？落后得一塌糊涂！到最后，偌大的操场上除他外已了无人影，他的形象一下子因孤立而加倍地凸现出来。当他意识到这点后，他又想快一点消失在操场上，结果加剧了一跳一跳的跛相，有点英勇，又有点滑稽，大家望着他，几乎把他当成了雨中的一景，有人甚至替他喊起了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声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拢来，齐齐地甩打在他身上，他有种要被千斤目光按倒在地的感觉。于是他索性停下来，会意地在空中挥挥手，算是对加油声的一种回音，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起来，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就像在走舞台一样。这时候，大家又看他步履正常，好像刚才他的跳动真是在作表演似的，但其实更加透露了他跛足的秘密，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可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雨十足扮演了一个揭发他跛足秘密的角色，这一方面有点难堪他，另一方面也让大家都认识了他——一个瘸子！一个有点好笑又有点洒脱的瘸子。说真的，15年前他在此驻足四年，基本上是以默默无闻告终的，但这天下午他似乎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成了校园里无人不晓的人物。几天后，当他把金珍神秘地带走后，人们都这样说：
　　是那个在雨中跳舞的瘸子把他带走的。 
 
第二节
　　他确实是专程来带人的。
　　每年到了夏天，N大学校园里总会迎来一拨拨像他这样来要人的人，但真正像他这样来要人的人又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来头似乎很大，很神秘，来了就直接往校长办公室里闯。校长办公室里空无人影，他出来又转到旁边的办公室，是校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当时校长就在里面，正跟主任在谈事。他进来就声称要找校长，主任问他是什么人。他半玩笑地说：“是伯乐，来相马的”。
　　主任说：“那你应该去学生处，在一楼。”
　　他说：“我需要先找一下校长。”
　　主任问：“为什么？”
　　他说：“我这里有个东西，是要校长看的。”
　　主任说：“什么东西，我看看吧。”
　　他说：“你是校长吗？只有校长才能看这东西。”口气很坚决。
　　主任看看校长，校长说：“什么东西，给我吧。”
　　他肯定校长就是校长后，随即打开挎包，从里面抽出一份讲义夹。讲义夹很普通，是用硬纸板做的那种，几乎学校的老师都有。他从里面抽出一页文书，递给校长，并要求校长必须亲阅。
　　校长接过东西，退开两步看。从主任的角度只能看到文书的背面，他看去觉得这页纸既不特别的大，也不特别的硬，也没什么特别的装帧，似乎与一般介绍信函并无区别。但看校长的反应，区别又似乎是相当大。他注意到，校长几乎只扫了一眼——也许是看见了盖在右下方的图章，神情就立即变得肃穆又慎重起来。
　　“您就是郑处长？”
　　“对。”
　　“失敬，失敬。”
　　校长热忱地请他去了自己办公室。
　　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哪方机关开出的文书，具有如此的派头，叫校长如此恭敬。办公室主任曾以为他总是要知道秘密的，因为学校有规定，所有外来介绍信函一律交由办公室统一保存。后来他看校长老是没把该交的东西交上来，有一天便主动去要，不料校长说他早烧掉了。校长还说，那信上面第一句话就是：要求阅完当即烧掉。主任顺便感叹一句：很神秘嘛。校长严肃地说：忘记这事情吧，跟谁都不要提起。
　　事实上，在校长带他回到办公室时，他手上已经捏着一盒火柴，待校长确定看完后，他便划燃火柴，对校长说：
　　“烧了吧？”
　　“烧了吧。”
　　就烧了。
　　两个人很默契，没多说一个字，只默默地看着纸化成灰。
　　完了，校长问他：“你要多少人？”
　　他伸出一个指头：“就一个。”
　　校长又问：“想要哪方面的？”
　　他再次打开讲义夹，抽出一页纸，说：“这是我个人对要找的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不一定全面，仅供参考吧。”
　　这页纸大小和刚才那页一样，都是16开的，不同的是此页纸上没有图章，字也不是铅印的，是手写的。校长粗粗地看一眼，问：
　　“这也是看了要马上烧掉的吗？”
　　“不，”他笑了，“难道你觉得这也有秘密吗？”
　　“我还没看呢，”校长说，“不知道有没有秘密。”
　　“不会有的，”他说，“你可以给相关人看，学生也可以，只要谁觉得自己合适，都可以亲自来找我，我住在贵校招待所302房间，随时恭候光临。”
　　当天晚上，数学系有两名品学兼优的应届生被校方带到302房间，然后陆续有人出现在302房间，到第三天下午已有22名学生或被安排，或毛遂自荐，来到302房间与神秘的瘸子见面。这些人大多是数学系的，其中包括系里刚招收两届共九名在读研究生中的七人，个别其他系的也都是数学专业的选修生。总的说，数学能力是瘸子选人的第一条件，几乎也是惟一的条件。但来的人出去后都说这是在胡扯淡，他们从根本上怀疑这件事可能有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说到瘸子本人，他们甚至咬牙切齿地骂他是个神经病——跷脚佬加神经病！其中有一半人都说，他们进房间后，瘸子理都没理他们，他们只是傻乎乎地站了或是坐了一会儿，瘸子就挥挥手喊他们走人了。数学系有关老师根据学生们这种反应，跑到招待所，当面责问瘸子在搞什么名堂，来了人什么都不问不说就喊走人，得到的答复是：那就是他的名堂。
　　瘸子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体育教练靠摸人骨头选拔运动员，我要的人首先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的人看我不理睬他们，浑身都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惶惶恐恐的，这种心理素质的人我是不要的。”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第三天下午，瘸子约请校长来招待所，谈了他这次选人情况，总的感觉是不甚理想，但也不是一无所获。他给校长提供了22名面试者中的五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估计他要的人就在这五人当中。校长看这工作已近尾声，又听说他明天可能就走，就留在招待所陪他一起吃了一餐便饭。席间，瘸子像突然想起似的，向校长打问老校长小黎黎的情况，校长如实告之。
　　校长说：“如果您要见老校长，我可以通知他来见您。”
　　他笑道：“哪有他来见我的道理？只有我去拜见他！”
　　当晚，瘸子果然去拜见了小黎黎——
　　【容先生访谈实录】
　　那天是我下楼给他开的门，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这两天系里正在盛传的那个神秘人。父亲起初也不知道，但有人在系里大肆揽人的这件事，我跟他提过，所以后来父亲知道他就是那个神秘人后，就把我喊过去，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我很好奇，问他要的人是去做什么的。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说是去做很重要的工作的。我问重要到什么程度，是事关人生存还是发展，他说是事关国家安危。我问选拔的情况如何，他似乎不是太满意，说：矮子里选高个，将就。
　　之前，他一定已跟父亲谈过这事，父亲似乎很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人，这时看他那个不满意的样子，突然带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其实，依你刚才说的，有一个人倒是很符合你要的人的要求。
　　谁？他一下显得很认真。
　　父亲还是跟他开玩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他以为父亲说的是我，一下打问起我的情况来，结果父亲指着墙上镜框里的珍弟说：是他。他问：他是谁？父亲又指着我姑姑（即女黎黎）的照片说：看，你不觉得他们两人长得像吗？他凑近镜框仔细看了，说：像。父亲说：那就是她的后代，她孙子。
　　在我印象里，父亲是很少这么向人介绍珍弟的，这几乎是第一次，也不知为什么要对他这么说，也许是因为他在外地生活，不了解情况，所以说话比较随便。再说他是N大学出去的，当然知道我姑姑是谁，听父亲这么说后，一下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打问珍弟的情况。父亲也是很有兴致地跟他谈了珍弟的很多情况，都是夸他的。不过，到最后，父亲专门提醒他，叫他别动他珍弟的脑筋。他问为什么，父亲说：因为我课题组需要他啊。他笑着没再说什么，直到临走都没说什么，给人感觉是他已把珍弟忘了。
　　第二天早上，珍弟回来吃早饭，说昨天晚上很迟了，有个人去找过他。那时课题组办公条件比较好，珍弟因为经常晚上熬夜，常常住在办公室，只是回来吃饭。他这么一说，父亲当然知道是谁去找了他，哈哈笑道：看来他没死心。
　　珍弟问，他是谁？
　　父亲说，别理他。
　　珍弟说，他好像希望我去他们单位。
　　父亲问，你愿意去吗？
　　珍弟说，这要听您的。
　　父亲说，那就别理他。
　　正这么说着，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就是他。父亲见了，先是客气地请他吃早饭，他说已经在招待所吃过，父亲就请他上楼坐，说他很快就吃完。吃完了，父亲喊珍弟走，还是那句话：别理他。
　　珍弟走后，我陪父亲上楼，见他坐在会客室里，在抽烟。父亲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说的话里却藏着不客气。父亲问他这是来告辞的还是来要人的。父亲说：如果是来要人，我是不接待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同你说过，别打他的算盘，打了也是白打。他说：那您就接待我吧，我是来告辞的。
　　父亲于是请他去书房坐。
　　我因为上午有课，只跟他寒暄几句，就去自己房间准备上课的东西。不一会儿，我从房间出来，本想同他辞个别的，却见父亲书房的门很少见地关着，就想算了，就直接走了。等我上完课回来，母亲伤心地跟我说珍弟要走了，我问去哪里，母亲一下抽泣起来，说：
　　就是跟那个人走，你父亲同意了——（未完待续）
　　没有人知道，瘸子在书房里——关着门的书房里——到底跟小黎黎说了些什么，容先生说她父亲至死都不准人问这事，问了就生气，说有些东西是注定要烂在肚子里的，吐出来是要惹麻烦的。但有一点很明确，不容置疑，就是：瘸子正是通过这次秘密的谈话，把不可改变的小黎黎改变得一塌糊涂。据说，这次谈话仅仅持续半个多小时，而小黎黎出来时已经在跟老夫人说给金珍准备走的话了。
　　不用说，通过这件事情，瘸子的神秘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神秘性以后将不断地散发到金珍头上。
 
第三节
　　金珍的神秘性其实在那个下午，就是瘸子和小黎黎在书房密谈后的当天下午，便开始闪闪烁烁地显山露水了。这天下午，他被瘸子用吉普车接走，到晚上才回家，还是小车送回来的。回家后，他的目光里已藏着秘密，面对家里几个人殷切询问的目光，他久久没有开腔，可以说行为上也露出了秘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跟瘸子走了一趟，跟家里人已产生了隔阂。过了很久，他在言必称校长的小黎黎的催问下，才重重地叹一口气，犹犹豫豫地说：
　　“校长，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
　　话说得很轻，却是掷地有声，把在场的人，小黎黎，老夫人，容先生，都惊异得无言以对。
　　小黎黎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
　　把几对已经吃紧的目光又收紧了一层。
　　老夫人上来劝他：“如果你觉得不该去就不去嘛，又不是非去不可的。”
　　金珍说：“就是非去不可了。”
　　老夫人：“哪有这样的事？他（指小黎黎）是他，你是你，他同意不是说你就一定得同意。我看你就听我的，这事你自己决定，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给你去说。”
　　金珍说：“不可能的。”
　　老夫人：“怎么不可能？”
　　金珍说：“他们只要认准你，谁都无权拒绝的。”
　　老夫人：“什么单位嘛，有这么大权力？”
　　金珍说：“不能说的。”
　　老夫人：“跟我都不能说？”
　　金珍说：“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已经宣过誓……”
　　适时，小黎黎猛然拍一记巴掌，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时候走？决定了没有？我们好给你准备。”
　　金珍说：“天亮之前必须走。”
　　这一夜，几个人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忙着给金珍准备这准备那的，至凌晨四点钟，大东西都准备好了，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捆在两只纸箱里。再准备就是些日常的零零星星的东西，虽然金珍和小黎黎都说有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无需带的，但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楼上楼下地跑，挖空心思地想，一会是收音机、香烟的，一会又是茶叶、药品的，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一只皮箱。快五点钟时，几个人都下楼来，老夫人的情绪已很不稳定，所以难能亲自下厨给金珍做早饭，只好叫女儿代劳。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这个那个地提醒着，要求着。不是说容先生不会下厨，而是因为这顿饭非同寻常，是顿送行饭。在老夫人心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如下四项特殊要求：
　　1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
　　2面又必须是荞麦面；荞麦面比一般面要柔韧，意思是一个人在外要能屈能伸。
　　3调味时必须要加酸醋、辣椒和桃仁；桃仁是苦的，意思是酸甜苦辣味，其中酸、苦、辣三味都留在了家里，出去就只有甜了。
　　4数量上宁少勿多，因为到时必须金珍吃得滴水不剩的，以象征圆圆满满。
　　与其说这是一碗面，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装满了美好的祝愿和期待。
　　寓意深重的面热腾腾地上了桌，老夫人喊金珍快吃，一边从身上摸出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塞在金珍手上，要他吃完系在裤腰带上，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的。就这时，门外响起来车和停车的声音。不一会儿，瘸子带着司机进来，和大家招呼后，吩咐司机装东西上车。
　　金珍依然在默默地吃着面，他从开始吃面起就一直缄默不语，是那种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的无语。面已经吃得滴水不剩，但他还是默默地坐着，没有起身的意思。
　　瘸子过来，拍一下他的肩膀——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的，说：“告个别吧，我在车上等你。”回头跟两位老人和容先生作别而去。
　　屋里静悄悄的，目光都是静的，收紧的，凝固的。金珍手上还捏着那块玉，这会儿正在使劲搓揉着，是屋子里惟一的动。
　　老夫人说：“系在皮带上吧，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金珍将玉凑到嘴前，亲吻一下，准备往皮带上系。
　　适时，小黎黎却把玉从金珍手上拿过来，说：“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你是个天才，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说着从身上拔下那支已跟随他快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插在金珍手里，说，“你更需要这个，随时把你的思想记下来，别叫它们跑掉，你就会不断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
　　金珍像刚才一样，默默地亲吻一下钢笔，插在胸前。这时，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只点了一下，很短促的。金珍像没听见，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在催你了，走吧。”
　　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高高兴兴地走吧。”
　　金珍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屋里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国，无国乃无家，走吧，别耽误了。”
　　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离别的愁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凳子上，动不了了！
　　外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比刚才拖长了声音。小黎黎看金珍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个眼色，意思是喊她说句话。
　　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说：“走吧，珍弟，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
　　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朦朦胧胧地立起身，恍恍惚惚地迈开步子，往门口走去，却没有话语，脚步也是轻轻的，像梦游似的走，把家里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都如梦游似的跟他走。走到门前，金珍猛然转过身来，咚地一声跪在地上，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带泪地喊一声：
　　“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
　　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点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那之后，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他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消失了。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以后，人们只知道他呆在某一个地方，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
　　本市３６号信箱。
　　仿佛很近，就在身边。
　　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容先生访谈实录】
　　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我们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的一句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印成红色。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的诗句被换成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还一样。什么叫国家机密？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
　　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觉得有点头痛，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没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的，但人已没了气息。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所以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
　　当然，事实不是这样的，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来，开始我们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又那么远——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母亲说：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
　　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甚至还有些忧伤。说真的，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来，我们当然想法很多，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那个他不能说的，等等。这些话我听着想着，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老是见信见不到人，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光荣的一部分。总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声，光凭几封信，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
　　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妖怪的推理相继粉墨登场，什么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么爱他就是爱国民党，什么我是国民党的情妇，什么我是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是想当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我家，也许是父亲的余威吧，他们只是乌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没有冲进屋把我揪出去，后来校长又及时赶来把他们劝走了。这是第一次对我发难，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没太过激的行为。第二次是一个多月后，一下卷来几百人，前面压着校长等好几个当时学校的权威人物，来了就冲进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顶国民党情妇的高帽子，汇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样的游行示众。完了，又把我和化学系的一个生活作风有些腐化传言的女教师关在一间女厕所里，白天拉出来斗，晚上押回来写材料。后来我俩还被当众剃成阴阳头，完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亲在批斗现场见到我，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母亲躺倒在医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这日子简直比在油锅上煎还难受！这天晚上，我偷偷给珍弟写了封电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活着就回来救我！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的。第二天，一个同情我的学生帮我将电报拿去发了。电报发出后，我想过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无回音，其次是像前次父亲死时一样来一个陌生人，至于珍弟亲自来的想头几乎就没有，更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地出现在我面前
　　这一天，容先生正陪她的同党在化学系教学楼前接受批斗。两人站在大楼进出门厅的台阶上，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两边是猎猎红旗和标语什么的，下面是化学系三个班的学生和部分老师，约有二百来号人，都席地而坐，发言的人会站起来，感觉还是很有秩序的。就这样，从上午10点多钟开始，又是揭发，又是审判的。中午，他们在现场吃饭（有人送的），容先生她们在现场背毛主席语录。到下午四点多钟时，两人脚早已站麻木，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这时，一辆挂着军牌照的吉普车突然开过来，停在楼前，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车上下来三个人，两个高个子，一左一右夹着一个小个子，径自朝批斗现场走来。快走近台阶时，几个值勤的红卫兵拦住他们，问他们是什么人，中间的小个子很蛮横地说：
　　“我们是来带容因易的！”
　　“你是什么人？”
　　“来带他的人！”
　　一红卫兵看他说话口气这么大，沉下脸，厉声回敬他：“她是国民党情妇，不能走！”
　　那小个子狠狠地盯他一眼，突然呸了一声，骂道：“你放屁！她要是国民党，那我也不成国民党啦？你知道我是谁？告诉你，今天我非把她带走不可，让开！”
　　说着，一把推开拦他的人，冲上台阶去。
　　这时，不知谁喊道：“他胆敢骂我们红卫兵，把他捆起来！”
　　一下子，人都站起来，涌上去，团着他一顿乱拳。这时如果没人保护他，乱拳之下说死人就是要死人的，幸亏有陪他的人保护他，这两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就赶出一个小圈子，他就站在圈子里面，两人像保镖一样地护着他，一边双双高喊着：
　　“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谁敢打我们谁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最亲的人，散开！散开！”
　　完全靠着万夫不挡之勇，两人终于把小个子从人团里救出去，一个人护着他往前跑，一个人跑着跑着，却突然地转过身，从身上摸出手枪，朝天开一枪，大声喝道：
　　“都给我站着！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所有人都被这突然的枪响和他的威严镇住，怔怔地望着他。但后面不时有人在喊红卫兵不怕死、别怕他什么的，眼看局面又要发生突变，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鲜艳的红色，封皮上有个很大的国徽——打开证件内页，高举着，亮给大家看：
　　“你们看，我们是毛主席的人！我们在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任务，谁要敢闹事，毛主席就会派部队来把他抓起来！现在我们都是毛主席的人，有话好好说，请你们的领导同志站出来，毛主席有话要说。”
　　人群里站出来两个头目，那人收起手枪，请两人在一边耳语一番后，两个头目明显被说服了，回头就对大家说他们确实是毛主席最亲的人，要大家都回原地坐下。不一会儿，现场又安静下来，已经跑出几十米远的两人又回转过来，一个头目甚至很远地迎上去握住小个子的手，另一个头目则向大家介绍说他是毛主席的英雄，要大家鼓掌欢迎。掌声稀稀拉拉的，说明大家对英雄还是有情绪。也许是怕再生事，那个先前开枪的人没让英雄过来，他迎上去跟他窃窃私语几句，把他送上车，喊司机开车走，自己则留下没走。车子发动后，英雄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喊道：
　　“姐，你别害怕，我这就去喊人来救你！”
　　此人就是金珍！
　　容金珍！
　　容金珍的喊声回荡在人群上空，余音还在缭绕，只见又一辆挂军牌照的吉普车风驰般驶来，急停在容金珍他们的车前。车上钻出三个人，两位是穿干部制服的解放军，他们下车就走到刚开枪的那人面前耳语几句，然后把另一人介绍给他认识。此人是当时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号人物，人称杨司令。接着，几人在车子边小声商议一会儿后，只见杨司令独自表情肃穆地走到红卫兵这边，二话不说，举起拳头就高喊毛主席万岁，下面的人都跟着喊，喊得地动山摇的。完了，他转身跳上台阶，摘掉容先生的高帽子和大牌子，对下面的人说：
　　“我向毛主席保证，她不是国民党情妇，而是我们英雄的姐姐，是毛主席最亲的人，是我们最革命的同志。”
　　说着，他又举起拳头，连连高喊口号——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万岁！
　　同志们万岁！
　　喊过几遍后，他摘下自己的红卫兵袖章，亲自给容先生戴上。这时，又有人开始高喊口号，不停地喊，像是欢送容先生走似的，其实是掩护她走，通过喊口号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就这样，容先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结束了她被革命的历史——
　　【容先生访谈实录】
　　说真的，当时我没能认出珍弟来，10年不见，他变得比以前还要瘦弱，加上又戴着一副比瓶底子还厚的老式眼镜，活像个小老头，让我简直不敢认，直到他喊我姐后，我才如梦初醒。但这个梦似乎又是醒不了的，就是现在，我都怀疑那天的事情是不是在梦中。
　　从发电报到见人才一天时间，他这么快回来，仿佛真的就在本市，而他回来后的种种权威又神秘的迹象表明，他好像真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家期间，那个开枪的人像影子一样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感觉上既像保镖又像个看守，把珍弟看管得几乎是没自由的，哪怕跟我们说什么，他都要干预，这个不准问，那个不能说的。晚上的饭菜是汽车送来的，名义上说是为免除我们辛苦，其实我看是怕我们在饭菜里下药。吃完饭，他便开始催珍弟走，在母亲和珍弟再三强烈要求下，他总算同意珍弟在家住一夜。这对他似乎是个冒险的举动，为此他调派来两辆吉普车，布置在我家的门前屋后，车里面少说有七八个人，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他自己则和珍弟睡在一个房间里，睡之前把我们家每一个角落都巡视了一遍。第二天，珍弟提出要去给父亲上个坟，遭到他断然拒绝。就这样，珍弟像梦一样的来，像梦一样的住了一夜，又像梦一样的走了。
　　通过这次见面，珍弟对我们依然是个谜，甚至谜底变得更深，我们惟一弄清楚的就是他还活着，而且还结了婚。说是不久前才结婚的，妻子是他一个单位的，所以我们同样无法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只知道她姓翟，是个北方人。从带回来的两张照片上看，小翟比珍弟还个高块大，长得结结实实的，只是目光有点忧郁，跟珍弟一样，好像也是个不善表达的人。走之前，珍弟塞给母亲一只信封，很厚，说是小翟要他转交的，要我们等他走后再看。后来我们看，里面有200元钱和一封小翟写的信，信上主要说组织上不同意她陪珍弟回来看我们，很抱歉什么的。和珍弟不一样，她喊我母亲叫妈妈。亲爱的妈妈。
　　珍弟走后第三天，一个曾多次代表珍弟单位来我家表示节日慰问的人，给我们送来一份由当时省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下发的大红头文件，内容是说：容金珍是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革命英雄，其家庭是革命之家、光荣之家，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入内，更不能以任何名义对英雄亲人采取错误的革命行为等。上面还有一手批示——违者一律以反革命处之！是当时省军区司令员亲笔签署的。这不啻是一把尚方宝剑，正是靠着它，我们家后来再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包括我哥，先是靠它调回到N大学，后来他决定出国，也是靠它才出去成的。我哥是搞超导研究的，当时在国内哪有条件？只好出去，可你想想，那个时候要出国是多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珍弟给我们提供并创造了正常甚至是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但是，珍弟到底为国家作出了什么巨大的了不起的贡献，有如此殊荣和神奇的权威，以至时代都在他手上被轻易地翻转，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后来，也就是珍弟回来救我后不久，化学系的人传出一种说法，说珍弟是为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功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一听这个说法忽然觉得很可信，因为——一个从时间上说是符合的，我国是1964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的，恰好在珍弟出去的时间内；二个从专业上说也是说得通的，研制原子弹肯定需要数学家参与；再个就是从感觉上说，我想，也只有他在干这个事才会这么神秘，这么重要又荣耀。只是到80年代，我看国家在表彰两弹功勋的名单上并没有珍弟的名字，不知是珍弟改了名，还是仅仅是谣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