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葬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云南边疆一座小县城，一个残疾人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残疾人走得很偶然，死因为心脏破裂，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常见，发病率大约为万分之一。残疾人在小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所以邻居好几天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民政局派人来料理后事，出人意料地发现一张银行存折，上面的金额竟然有一万元之多，这笔钱在许多年前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元的小城人眼里决不是个小数目。残疾人平时靠替商店守夜和捡破烂维生，他居然积攒起这么大一笔财富来，着实令民政局同志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又在死者枕头下面找到一只小本子，上面记载许多姓名地址，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死者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都加注了一些数字。民政局同志把这些分散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一万元。他们猜想死者生前可能欠了别人的钱，或者这些人曾经帮助过残疾人，所以他在死后要把这些人情债了断。
民政局同志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发出通知。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很快从全国各地赶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也是残疾人，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当然更多都是手脚健全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看上去个个庄严肃穆，都把悲痛隐藏在一种钢铁般的表情后面。这些从天南海北赶来送葬的男女人群激发小城居民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纷纷瞪大眼睛打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同残疾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为一个不起眼的守夜人送葬？难道残疾人生前还有什么重要的秘密不为人所知吗？ 
下葬那天，人们的好奇心终于达到顶点，他们看见那个默默无闻的死者被换上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那些远道赶来的人们好像为亲人送葬一样悲痛，送葬队伍络绎不绝。类似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小城居民的记忆中实不多见，他们记得1976年有过一次，那是为北京的毛主席开追悼会。死者骨灰葬于城外一座荒山上，山上光秃秃没有树，那些外地人就动手在山坡上植下一片小树林。有树林做伴，那座坟墓也就不再寂寞，残疾人当含笑九泉，化作一片浓浓的绿荫与大地同在。
客人们临走前把那一万元捐献给当地希望工程，以救助因贫困失学的孩子。客人留下的惟一心愿是，希望孩子们每年清明节为荒山种下一棵树苗，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后来当地人在那座残疾人坟前看见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的字迹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革命战士＊＊＊之墓。残疾人原来是个隐名埋姓的英雄，就像从前那些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那些人当然都是他的战友，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崇敬他，大老远赶来为他送葬呢？
当地民政部门否认了人们的猜想，他们证实残疾人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在他的档案材料和简历中并没有任何部队立功受奖证明和伤残军人的退役手续。
2000年我专程来到这座交通不便的边疆小城，我看见山头上那些人工林已经有碗口粗，领路朋友通过一番努力才找到被荒草淹没的石碑。我看见石碑上字迹已经剥落，就像一张陈旧而模糊的老照片。我站在凉风习习的山坡上，目力所及的小城之内有一座树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那是1949年为解放小城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栖身之所。我看见更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烈士陵园，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牺牲烈士的长眠之地，人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为国捐躯的神圣责任。而我面前这座不起眼的土堆里栖息着一颗被人遗忘的灵魂，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朋友告诉我，每年清明都有小学生上山植树，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传统。
我不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残疾人生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他死后是否得以实现，但是社会进步的任何结果都与他无关，这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对死者的全部尊敬在于：他以一种庄严的姿态去殉一个神圣的事业，但是却毫无回报。如今他像风一样去远了，留给我们一个残疾人的背影，但是他始终站立着，那是一种精神，就像十字架上那个永远不死的精神一样。
后来我终于得悉死者的部分人生简历。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一个下乡知青，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从金三角战场上归来的游击队战士。 
                 
 2.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伤兵。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上。他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腿看上去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上放着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上。
我是在街头上认识他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荣军院或者福利院去？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老唐生于1951年，也就是说他与抗美援朝(50年代)或者抗美援越(60年代)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得出结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从自卫反击战(1979年)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搞错了，我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1979年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一场事故？车祸？
他说：踩上地雷。轰地一声，我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更惊讶了，我说为什么踩上地雷？“文革”武斗？
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你听说过境外知青的故事吗？告诉你，我是个境外知青，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
应该说我对境外知青并不陌生，我在云南边疆当知青多年，我的同学中就有人越过边境参加了金三角游击队。我没有想到修车匠是个境外老知青，他的处境令我十分关注。
伤兵老唐至今没有工作，我说的“工作”是指国营单位。老唐的职业是一个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灵巧的双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值得赞美，问题在于，修车匠的劳动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残疾人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正津津有味地喝浓茶看电视，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十四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听说还是个球迷。尽管残疾人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温馨、朴素和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氛。老唐回答我：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继续说：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
他苦笑着解释说：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他的表情一点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那边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3.读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呢？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有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队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大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邓先生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

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无庸争辩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有些芒刺在背，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当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我并没有写一部境外知青史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服，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呢？你不打算纠正自己的错误吗？
他的话让我微微有些不快，有些被强加意志的感觉，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听见对方坚定的声音：我相信你会来找我，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说完挂断电话。 
                 
 4.旅长
 2000年，南方某市发生一起小小的轰动事件：一群伤残的境外老知青，聚在一起足足有百人之多，或者摇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涌进当地某机关大门。这些老知青自然早已不年轻，岁月的流逝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痕迹，但是他们举止行动仍然很有纪律性，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领头是个盲人指挥员，他挤在一辆别人的轮椅上，昂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好像挺立在一辆冲锋陷阵的坦克上。
别人告诉我，指挥员是个当年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向有关部门请愿，争取一个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待遇。这个待遇的名称叫“工龄”。
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一种类似触礁的震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和富裕大道，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已经崛起许多走向世界的企业家、董事长，成功人士CEO和白领阶级，当大街上的“奔驰”、“宝马”如过江之鲫，当《财富》杂志年年都在发布新诞生的亿万富翁排行榜的时候，这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他们却在争取什么……工龄。
我心中布满辛酸的苍凉阴影。
据说经有关部门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请愿活动不了了之。旅长最后一个撤退出门，他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拄着一根拐杖，就像倒卷一面残破的人生旗帜。他们踽踽而行，走进一轮血红的残阳中。
这年六月，我来到昆明为《流浪金三角》签名售书，一个面孔憔悴的中年人挤开人群走到我跟前。他沒有同我打招呼，也不说话，而是像棵树那样沉默地站在我面前。我注意到在我们今天营养普遍泛滥的年代，我面前这个中年男人竟然是那么消瘦，他干枯的脸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营养滋润的痕迹，就像戈壁滩上的一丛骆驼刺。我认为他不大像读者，因为他手中没有书，也看不出要让我签名的意思。我正在疑惑，他抬起手掌，向我展示一张字条，我看见字条上面用蓝墨水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小字：你想采访一个不寻常的老知青吗？他在竟(境)外打了二十年仗，严重残废。但是你必须付费(采访)。
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表情像党小组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相信表情严肃的人，于是我在他的字条上写下两个字：同意。 
                 
 5.老康
 老康全名康国华，就是那个不同寻常的境外知青，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
我们还未进门就听见有人在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熟，一时又记不起来。等我跨进屋才看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境外老知青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但是墨镜仍然不能完全遮掩两只弹坑一样塌陷的眼窝。当他同我握手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位老知青双手严重变形，十根手指没有一根是完整的，就像一排惨遭破坏的竹围篱。这些参差不齐的手指头像锯齿一样一下子在我的心中拉出一道口子来。老康觉察出我的不安，他将头偏向我这一方说：都是炮弹弄的。不过没什么，习惯就好了。
老康嗓音洪亮，像炮弹爆炸，震得我耳膜嗡嗡响，我一下子记起那个读者电话。老康没有说错，我自己找上门来了，看来许多事情我们身不由己，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我问他： 听说你在境外担任过游击队旅长是吗？
他说：不错。我是中央医院副政委，副旅级。
我问：你既然身居要职，为什么还要回国来？
他侧耳聆听，之后简短回说：游击队失败了，知青都走光了，我只好回国来。
我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没有工作。待业。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沉重，老康侧着头，等待我的问话。我问游击队为什么失败。老康表情开始激动起来，他的脑袋像雷达天线那样盲目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可恶的敌机。他怒气冲冲地说：游击队本来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多的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游击队却失败了。
我说：你并没有回答我的为什么。
他说：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自己去调查吧。不过我要重复我在电话里讲过的话，你在《流浪金三角》里描写过的那些人是知青中的败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动摇分子、逃兵、变节者、叛徒和革命的敌人，他们对游击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康的警告令我心惊，就像我险些误入歧途。这天老康向我展示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泛黄的照片显示出年代久远。一位身着军装的慈祥老人，正好俯下身体向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士兵伸出手来，士兵负了很重的伤，头上打了厚厚的绷带，像个石膏模型。我虽然无法穿透岁月的雾幛看清伤兵表情，但是我通过照片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士兵的激动心情，因为从年轻士兵不顾伤痛支撑身体去握老人双手的热烈姿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照片笼罩着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神圣气息，它让我想起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小将。
老康低沉的声音从身旁传来：老人是金三角游击队＊＊主席，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我说：那个叛徒是什么人？是知青吗？
老康默然。我转过身来，看见墨镜后面两只弹坑对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黑洞里。后来我听见老康说：写写我们境外知青吧，那么多人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他们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吗？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应当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分手的时候，盲人摸索着起身送我，我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应当付多少采访费？
他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欲擒故纵……你说我能收什么费呢？
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自己的过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天花板，好像在数上面的星星。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过朱小迪介绍，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很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当我按照约定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长着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没伤着要害，但是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心里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创伤等于光荣的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16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就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业，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曾经也在境外从军多年，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我们的话题围绕金三角境外知青展开。梁晓军夫妇是一对称职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举行一场战友聚会的。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干部、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