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后的辽上京西山坡罗汉像。

作为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辽上京西山坡罗汉造像因其艺术、历史等重要的人文价值，一经出土便引起考古界、艺术界广泛关注。

从发掘地保护到最终实验室室内修复，整个项目历时三年之久，共计修复较为完整的罗汉泥塑6尊，还有单独的头部14尊。此次修复工作获得了中国考古学会颁发的文物保护金樽奖。

罗汉像的出土地是一个对角直径40米的巨大佛塔建筑遗址，出土时造像已成大小不一的残块，并受到不均匀的火烧，成为半泥半低温陶的复杂质地。由此，专家推测罗汉像所在的佛塔很有可能是因火灾而倒塌的。考古队员们发掘清理出的残块数以万计。这些罗汉像碎块被精心运抵北京后，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利用石膏、三甲树脂等进行拼接。直到2014年，拼接复原任务才完成70%左右。剩下的工作需要有雕塑经验和研究能力的专家介入，此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传统造型工作室受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参与到修复工作中。

作为雕塑工作者，我们来到中国社科院的文物保护中心，并没有立即参与修复，而是先熟悉学习考古研究所之前的工作，面对数以万计的泥塑残块，拿在手里细心端详，渐渐熟悉它们的特征。

这批罗汉像虽不是来自泥塑大量存在的中原文化地区，但在熟悉过程中，我们从这些残块所呈现出的工艺信息判断，这是一批严格按照中国传统彩绘泥塑工艺流程制作的古代雕塑作品：在制作之初，匠人们以木代骨，制作泥塑的骨骼框架，至今还有一部分被火烧碳化后的骨架保留下来；然后用草泥包裹“木骨”，用来制作身躯肌肉，再用掺有棉丝或者麻丝的细泥去塑造更为精细的皮肤和衣服；待泥塑胎体完全干燥后，再用矿物颜料对其进行着色，完成最后的工序。这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中国传统泥塑制作工艺并无不同。这批泥塑历史上曾遭到两类破坏，一是佛塔焚毁坍塌，二是近代西山坡遗址曾遭多次盗掘。盗掘活动还导致泥塑残块发生位移，出土位置并不能完全可信，再加上泥塑质地不均、酥脆、边缘粉化等问题，这就使得修复工作不再是简单的“拼图游戏”。

除了按照文保中心老技工师傅传授的“残块的颜色、制作痕迹的纹理”去初选，修复拼接工作更多的可以根据传统泥塑的审美规律、造型规律、制作规律来完成。比如，一个3平方厘米左右的凹面，不会出现在泥塑形体饱满的位置，如头部、肩部，它一般会出现在泥塑表现形体时重要衣褶的凹陷处，也就是形体转折的地方。古人塑造衣褶是有规律可循的，什么位置出大衣褶，什么位置出小衣褶，把握好造型艺术的基本规律与节奏就能做出合理的位置推测。

我们判断残块的位置还可以依据观察当时匠人手法的细腻程度，即传统泥塑中的“看面”。每尊泥塑都有最合适的观赏角度，古代泥塑匠人会把这个角度制作得最精良，侧面次之，背面再次之。类似于面部五官、某些手指或者可以传达人物神态的重要部位，匠人会进行“压光”的处理手法。如果泥塑背面靠近墙面，常人观赏不到，则只会塑造体积，索性不会做其他的刻画，更不用说贴金彩绘了。辽上京出土的这些罗汉像就是这样处理的，这也从制作规律方面反证出罗汉像原始位置是靠近墙体的。

颈部是泥塑结构最脆弱的部分，所谓“登高必跌重”，在泥塑倒塌时，往往颈部最先断裂，破损也最为严重，我们修复的这6尊泥塑都是颈部遗失最多。在这种情况下，复原头颈胸的关系就成了此次修复工作的最大难题，这需要拿捏好拼接角度和各个部位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把握泥塑的整体动态。我们利用残留不多的形体信息反复画延长线，试图模拟出泥塑原本头部与胸腔上下、前后空间位置关系。直到关系基本确定，才开始进入塑造立体小样的环节。通过小样，可以直观地了解各个角度下泥塑的整体形态，小心翼翼地固定头部，完成最后头颈胸的拼接。

在此次修复过程中，我们对如何修复文物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指导教师明确教给我们“远观气韵贯通，近察补配分明”的修复原则，而不是“修旧如旧”这句貌似合情合理却容易引起大众歧义的老话。只有遵循正确的修复原则，文物才能不失原有的艺术水平与历史信息，才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能。

罗汉像虽出土于辽上京皇家佛寺遗址，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辽代时期制作的，而且它们与目前国内已知的有明确辽代纪年的造像风格差异甚大。无论是纵向历史层面的比较，还是横向地域层面比较，在全国都没有找到与其同一“自然”风格的塑造手法。这些泥塑从眼神到整个五官的处理都非常具体，注重细节的刻画，不是模式化的。我们推测，它们的制作年代极有可能晚于辽代而早于元代，是金代时期的作品，而且有可能是由一批当时迁移到北方的南方匠人制作。这还有待日后的考古工作为我们解开谜团。

这批泥塑尘封地下若干年后没有风化，仍能通过修复工作得以重现世人眼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奇迹。面对古人留下来的艺术珍品，保护它，珍惜它，欣赏它，是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事。

作者：刘天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