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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
时间:2018年01月31日信息来源:人民日报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候鸟

  大年前夜,继父披着雨雪夹杂的夜色回家了。他奢侈地乘坐了平生的第一次出租车,拎着两个编织袋从火车站回到二十里外的山村。
  隔着编织袋,我闻到了浓郁的海腥味——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根本没有见过大海。很快,我看到一大包的小墨鱼、大墨鱼,它们有的那么小,有的又那么大,仅凭个头就让我打开了一扇对于大海想象的大门。此前,我一直以为所有的墨鱼都长成商店里售卖的那种中等个头呢。
  第二天我还第一次尝到了芒果的味道。赶着回家过年的继父等不及海南的芒果熟透,青色微黄的芒果酸得一家人的牙齿都软掉了。
  继父从海南制种回来。另一个编织袋里是十几斤稻种——第二年的春天,我们家里的两亩水田全部播上了父亲在海南亲手种出的杂交水稻种子。
  在赣西萍乡,像继父一样到海南制种——生产杂交水稻种子的农民并不少,仅仅其中一个湘东区就有五六千人。说是生产,其实也就是种植。对,通过种植的水稻结出杂交水稻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制种其实与在村里种田并没有太多不同,除了稻田里的水稻有几行高几行低之外,插秧灌水、施肥除草、割禾脱穂都是正常的操作。因此,制种无疑是个劳累的农事活。除了技术员,更多的人力耕作还要靠有经验的农民去完成,于是湘东很多乡镇的农民都成了制种大军中的一员。而在熟人的邀约下,附近其他县区的农民也有少量参与其中,到海南去侍弄水稻挣工钱。继父就是这样第一次到了海边,到一个连冬天里都不寒冷的陌生地方去种田。
  为了赶上海南的好天气,种出更多的水稻种子,制种的农民一般是春天去、冬天回,差不多就像候鸟一般每年在萍乡与海南之间往返。正因为如此,一些媒体也将这些制种者称为是“与候鸟同飞的人”。是的,这些与候鸟同飞的人,从泥土里走来,播种着希望,收获着明天。这些在他乡的稻田里育种的人,可能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为生。
  作为一个四五岁开始就在稻田泥巴里打滚的农村人,我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赣西农村的农作熟稔于心。在我记事的时候,村子里种水稻用的是清一色本地种子,收割时挑出长势较好的一小片留作第二年的稻种——如果看到邻居家今年丰收了,也会问问种的是什么稻种,收割后去他家里换点谷子做种子。本地稻种其实也是一代代农民优中选优留出的好种子,但种出来的稻苗总是又矮又瘦,而且特别容易发病生虫。大概到了1990年左右,村子里才偶尔有几户农民提心吊胆地种了几亩杂交水稻。春耕时节,村民们的议论里,几乎都离不开杂交种子太贵而且下一年度不能自己留种,杂交稻谷碾出的米不好吃之类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村民们嘴中嘀咕了几年后,大概从1994年开始,村子里才大量使用杂交种子。现在,我们已经见不到过去老品种的本地稻种,稻田里种着的都是杂交水稻。
  我一直很奇怪,作为制种之乡湘东的邻居,我们那个村子为什么迟至1994年才开始接受杂交水稻——要知道,湘东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杂交水稻制种。
  1973年正是全国杂交水稻品种培育如火如荼的时期。那一年,湘东的农业科研人员成功研究出了杂交水稻强优势组合汕优2号,在全国率先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揭开了水稻种子革命的序幕。
  也正是在那段祖国大地上杂交水稻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人们发现由于本土气候的因素,育种实验周期往往一耽搁就是一年。后来,大家将目光投向了海南。为加快杂交水稻繁育进程,1975年,湘东制种人也来到海南三亚,踏上了杂交水稻南繁制种的征程。
  从此,一大批如同候鸟的人往返于萍乡与三亚,帮助水稻进行繁殖;一大批惯于侍弄庄稼的人将农耕战场转移到海南。
  与在萍乡种田一样,在海南制种也是始于春天,始于播种和插秧。春天是个繁殖的季节,而在海南制种的人,正是为了解决杂交水稻的繁殖问题而劳作。繁殖是一个重要问题,优质的繁殖更是最重要的追求。在科学家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杂交研究之后,固定下来的第一代水稻种子便要靠海南的水田里种出来。湘东的农民在海南插下几行母本秧苗,又安插几行父本秧苗,几个月后,完成扬花灌浆成熟的稻谷便被收获,转运销售,成了撒遍全国各地稻田的种子。这些种子只在海南之外的稻田里完成一季的生长和结果,并不拥有继续繁殖的能力——一粒种子发芽结果后它的“孩子”不能再成为种子——下一年的种子还得农民在海南老老实实重新种出来,不容你取巧,不容你偷懒。
  完成这个过程的,很多是萍乡湘东的农民。对他们,我有一种天然的敬佩,仿佛在海南种过水稻,便与在萍乡家里种水稻的人有了很大不同。很多候鸟般的制种农民理想十分朴素,就是想让更多稻田里种植上自己育出的种子,实现水稻高产。就是想让海南的天气好一些,再好一些,让自己育种的稻田收成更多个几十公斤。
  不知道为什么,相对于那众多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我其实更敬佩那些常年在喜马拉雅山上为攀登者搬运物品、指引道路、挣钱养家的无名向导。那些献身于水稻制种研究的科学家值得我们尊敬和景仰,而我同样要致敬的,还有那数以万计的制种农民。是他们,亲手将杂交种子种植出来,亲手将一粒种子变成百粒,让粮食持续呈几何数量地增加。
  萍乡的农民向来追求精耕细作。我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总能在农耕的每个环节里看到萍乡农民的一丝不苟。水稻插秧前,将稻田翻耕、耙平还不够,还得再一次用木辘轴将田泥滚压、用木梯拖压得平整如镜;将稻田拾掇得平整如镜还不够,还得用固定距离的木轮滑给田地“划架子”,横竖各划一次后,每一株禾苗便如同表格上的文字,找到自己精准的位置。这样对着坐标插秧后的水稻自然是横平竖直,比严谨的校操队列还整齐。
  这样的态度去种田,收成自然可以想象;秉承这种态度的农民去制种,效果自然可以想象。
  继父从海南制种回家后,我反复询问他制种是怎么回事。他先告诉了我母本父本的概念,然后就没什么可说:作为母本和父本的稻苗种下之后,接下来就是放水、施肥、田间管理了。当然,根据技术人员的要求,制种的农民还要天天早晚观察田里的各种变化。
  唯一不同的,是海南比萍乡更热,田里的杂草长得更快,在稻田里拔草打药时头顶上的太阳更毒。继父并未详说,制种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如何艰苦。他只是淡淡地说:每天必须早点下田去干活,否则一出门很快就被晒脱皮;田里除草,经常一手捞过去就抓住一条泥蛇的尾巴,然后赶紧松手扔掉。
  多年以后,我在一个三月里到了海南,到了萍乡农民帮助杂交水稻进行繁殖的工场,才知道一些制种承包商承包的稻田区块甚至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条件,工伤和交通意外时有发生。我也亲眼见到了一个天生怕蛇的农民是如何在随时可能踩到一条蛇的稻田里壮起胆子劳作。
  我无法想象四十多年前那最早一批辗转拖拉机、汽车、火车、轮渡、敞篷车从湘东来到海南的制种者筚路蓝缕的艰辛。从水田上岸没多久的老人告诉我,当年他们第一批制种者初到海南,住的是难蔽风雨的茅棚、破庙,睡的是稻草铺垫的地铺,蚊子嗡嗡叮咬,蛇蝎不时惊扰,难得睡好一次觉。如今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农忙时节,每人管着十几亩稻田的制种农民,赶着好天气插秧、收割的劳作强度没有任何降低。
  都说民以食为天。作为“食”的水稻,普遍提高产量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好种子。好种子从哪里来?从制种农民的汗水辛劳里来。这些挥洒汗水的农民中,有人为了守住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刻,为了争取自己的田里多产几斤种子,没能赶上为父亲送终,没能赶上为孩子治疗。这些帮助杂交水稻实现一代一代繁殖的人,却常常会耽误自己一代一代的家庭幸福。
  值得高兴的是,制种的农民也在不断努力,除了候鸟般飞到海南生产杂交水稻,如今他们也通过不断学习新技术、试验新品种,在萍乡本土和广西等地区建立了新的制种基地;如今他们也通过抱团发展,以种田的“泥腿子”身份融入了市场、组建了公司。
  如果说袁隆平、颜龙安等水稻育种专家缔造了杂交水稻王国,那么萍乡制种农民则给这个王国夯实了最草根的疆土。
  又是一年春归来,春节一过,来自萍乡,来自全国各地的制种人在这个季节的起始之时就启程,向海南的深处飞。作为另一种候鸟,他们比海岛的信风还准时,赶在播种的时节抵达,为杂交水稻准备婚房,也准备下一代种子的繁殖产房。他们的身后,是需要付出辛勤汗水的海南稻田。在他们的前方,带着农民体温的杂交种子,已经撒向大地,在更多、更远的地方开枝散叶,绿遍乡村振兴战略里生机勃勃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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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漆宇勤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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