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远去的长城，是家园

　　长期以来，长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视为中国的标志与和平的象征，并被赋予崇高的精神价值。其无与伦比的规模和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的壮丽形象，使每个见到它的人，都受到强烈的视觉刺激，心灵受到无比震撼。

　　长城的军事功能不言而喻，但烽火远去后的长城与当代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除了疆场，更是实实在在的家园

　　当我们观察长城分布图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长城的走向与丝绸之路几乎是平行的。我们不禁联想，这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比如河西走廊。这条中原通往中亚的孔道，原本不是中国传统疆域，而是被大月氏所控制，后来又为匈奴占据。公元前2世纪中叶，中国与匈奴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汉朝驱逐了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将这一带纳入版图。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控制了西域。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中亚的道路最终得以贯通。而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的长城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修建。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那就是汉代西北地区长城的修建，以控制河西走廊为目的，至少是将其作为重要目的之一。客观上，这一举措也就保护了丝绸之路的贸易。

　　事实上，长城本身也直接承担经济功能。2000多年来，长城内外的关系曾有过相当长的缓和时期。在和平年代，长城两侧的人民在长城沿线开展贸易。一些关隘和城堡逐渐成为固定贸易场所，甚至在后来发展成国际贸易口岸，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军事要塞定居生活。

　　位于北京西北部约200千米的张家口，是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明代的小城堡，在18世纪曾云集1700余个商号，陆续吸引蒙古、俄罗斯、德国的客商，是非常繁荣的都市。

　　再看张家口市地图，我曾仔细对照明清时期关于张家口地区的各种方志，发现当代张家口市辖17个区县内所有地图上显示的地名，几乎全部是明长城的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长城沿线关隘和城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废弃成为遗址，或开发为景区，绝大多数发展演变成为现代城镇或乡村。据统计，长城沿线2200多个关堡中有超过1000个像张家口这样发展成为现代城镇。

　　长城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名胜古迹或精神象征，也是实实在在的家园。我们曾经对长城沿线居民进行采访，发现这些居民中还有很多人是长城守军的后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为长城景观的一部分。

　　东西方对长城的解读不同

　　长城无疑是最为知名的世界遗产，然而，它的名气却影响了我们对它的客观认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长城的形象多少都有一点“善意的扭曲”，而这种扭曲往往都与观念产生时期的宏观历史背景相联系。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时间轴，观察对于长城的各种观念是何时产生的。首先谈古代中国人，实际上中国人一直以来并不喜欢长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是长城的“突出普遍价值”之一。

　　孟姜女的故事折射的是人民对于沉重劳役和残酷统治的强烈不满。再如，在中国的诗歌体系中有一个类别“边塞诗”，正是来自于对戍守长城的描绘。我们能够找到数百首描写长城的诗歌，但其中几乎没有一首是赞美它的。“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字里行间透露出戍边生活的艰苦和连年征战的凄惨。此后与长城有关的诗歌基本持相同观点。20世纪前，中国人对长城普遍持这样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对长城最早的正面描述，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西方。在17—18世纪的欧洲文献中，我们能够查阅到很多关于长城的夸张描述。比如费迪南·维比斯特（1623—1688）曾说，“世界七大奇迹放在一起，也抵不过（长城）这项工程。欧洲人当中流传的所有有关它的名声相比我亲眼所见的，相去甚远。”

　　长城还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影响。伏尔泰（1694—1774）在《风俗论》和《哲学词典》中将长城称为“一桩伟大的工程”，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书信》中第一次将其称之为丰碑。

　　在精神领域，长城第一次具有了世界意义。然而，到1793年，当英国的马戛尔尼爵士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来到中国，并称赞长城之时，中国人却依然不理解这些“蛮夷”对长城的热情。西方人对长城的夸张观念的影响持续到当代。1987年，长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突出普遍价值”评语中，我们仍然读到“长城是唯一能在月球上看到的人工建筑”。

　　东西方对长城的看法有如此强烈的反差，主要是因为彼此解读长城的背景和目的有根本区别。中国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受汉代以来儒家思想“节省民力”思想的影响，以及后世王朝对秦朝暴虐形象的刻意塑造，有意将长城宣传成为一个负面的东西。而西方人的赞美，多是来自于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对神秘东方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理论准备，对未知的憧憬，对秩序的追求。

　　实际上，关于长城的理性声音也出现在17世纪前后。1644年，明朝灭亡。一些曾经参与反抗新王朝斗争的人士在失败之后转而开始关注边疆历史地理，考证长城的走向、关口等，进而检讨旧王朝的边防政策。

　　19世纪末，西方人用工业文明成果敲开中国的大门，并发现那个曾让他们向往的中国是如此贫弱不堪。失望之余，他们对长城的热情也开始转变为理性研究和实地考察。斯坦因来华正是在这个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长城的观念却因新的边疆危机而发生相反的转变。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长城誉为“世界奇观”，这说明中国人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长城的印象已经改变。而到了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加剧，长城沿线发生了一系列战斗，长城迅速转型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毛泽东“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词更是家喻户晓。80年代提出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也是深入人心。

　　与长城在全球范围内的受关注度相比，公众对长城的知识却少得可怜。一份2014年的调查显示，长城沿线的居民中，仅有40%的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长城，知名度与知识的极度不平衡，也成为当前长城认知的一个突出现象。

　　长城不仅是屏障，更是纽带；它是当时科技的集成，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长城的功能之多样，价值之多元，远超现代人的想象。对长城不同价值的思考决定了长城不同的保护模式与展示方法。2006年国务院制定了《长城保护条例》，十多年的时间中，对长城的保护已经融入今天很多人的生活。2018年，《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将发布，绵延万里的长城将陪伴着我们走向未来。

　（张依萌）　制图：沈亦伶